很多人知道赵冬苓，是由于她的编剧身份，比方电视剧《红高粱》。而在另外一个身份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过程当中，她胜利“跨界”。
201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出名编剧赵冬苓参与山东团分组审议。
2013年，赵冬苓结合31位代表，提交《关于终止受权国务院制订税收暂行规则或许条例的议案》。这份议案也被称为昔时两会“最有含金量的议案”。
2014年，赵冬苓再提议案，期望5年内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建议相关方面给前途线图和时间表。
两份议案，使税收法定原则广受关心。
2015年全国两会上，统一法法的修正高票表决经过。事关民祉的“税率法定”条目重回立法法，并终究经过。全国人大明白暗示，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今年议案】
税收法定权利若下放应给地方人大
新京报：你对目前税收法定的停顿怎样评价？
赵冬苓：国度提出的目的是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时间很紧。原则上是没问题了，很大的水平在于怎样落实，会不会走过场。
新京报：那么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详细完成途径，你有什么建议吗？
赵冬苓：立法法经过以后，一度感觉问题仿佛处理了。但专家又指出了新的问题，又有新课题需求讨论。起首我建议全国人大建立预算委员会，空虚专业力气，专攻这方面的问题。有些观念称，想把权利下放给地方当局，我想权利下放的话，也该当下放给地方人大，不能给当局。
在这个问题上，人大预工委也和我交流过。完成税收法定，起首当前的税收要颠末立法，如今经过条例收的税不能不让收了，而是要下降为法令。那这个过程，是直接下降为法令，仍是要颠末论证？只走一个方式意义不大，法令要颠末充分论证。在没下降为法令之前，我提出只能减税，不能加税。
新京报：今年你还会持续关心税收相干的问题吗？
赵冬苓：会。客岁我提的预算委员会的问题，全国人大注释了一下近况，主如果牵扯到机构变革比较繁杂，临时没有处理的前提，但我还想持续提，持续呼吁。由于有专家通知我，广东曾经有良多市建立了预算委员会，并且运转得很不错。
【关心契机】
“国五条”后楼市爆棚激发对税收关心
新京报：税收法定是专业性很强的一个话题。你作为一名编剧，为何会成为这一范畴的民意保卫者？
赵冬苓：机缘偶合吧。2013年我刚中选人大代表，恰逢“国五条”施行，许多地方二手房买卖市场爆棚，伉俪乃至为此仳离。这个景象事先激发了我对税收问题的关心。“国五条”是完全正当的，但各地在施行过程当中也显现出一些不庄重性。
新京报：为了“跨界”，你进行了如何的常识储藏，做了哪些调研？
赵冬苓：我是内行，第一个议案的草拟是在财税专家的协助下完成的，北大的刘剑文传授亲身帮我修正。从那以后，“人找人”的，不知不觉我就看法了良多财税专家。
新京报：所以你感觉人大代表的专业布景能否主要？
赵冬苓：我感觉从人大代表的发生体例来讲，代表都具有一定的专业布景是很难的，大局部代表不多是专家，专家的数目太少了。
从人大的角度来说，谈到税收立法时，也会有专家说你把税收立法权给人大，人大也没有这类力气啊。的确人大代表的发生、形成、制度设想中，缺少这方面的专业力气。所当前来我和一些学界的人磋商，建议人大建立预算委员会，空虚这方面力气。
新京报：关于税收法定的议案，你跟主管部分、比方当局官员接触和相同过吗？
赵冬苓：完全没有。这几年我提任何建议，都没有收罗过当局官员的看法。我感觉我是群众的代表，我要代表的是大众、社会、学界。
【推进过程】
亲历“一场立法的专制尝试”
新京报：立法法经过前后，阅历太重大的条则变化，你所倡议的“税率法定”等条目在三审稿中一度被删。事先你是如何的感受？
赵冬苓：立法法改正案二审稿进去时，我正在山东，看了以后感觉十分细致，议案的思惟都表现进去了。我悲观地以为这曾经是灰尘落定了。后果，三审稿一进去，关于税收法定的条目转变很大，特别含糊和笼统。
新京报：税率法定能否写入立法，在你看来是一个要害问题？
赵冬苓：起首收税要正当地收。另外自己关心税率问题，自己都在说税比较高，是高仍是低，要由专家说了算。但在立法法里，该当坚持税率由人大来肯定。不能是制订了一个房产税，经过了，可是税率多少，不论了。
新京报：因而你坚持支持三审进行简化修正，你那时有“胜算”的掌控吗？
赵冬苓：假如说我做了什么工作，一个就是在代表团集会上讲话，提出了我的观念。然后我找到了几位人大代表签名，提出了一份议案。
到正式表决之前，有一个修正以后的计划发给代表，是几页纸。事先我正在参与小组议论，一进门，立即就有人把几页纸塞到我手里，嘴里喊着“改了，改了”！
新京报：在争夺其他代表支撑的过程当中，你有碰到什么阻力吗？
赵冬苓：最后税收法定的议案，加上我一共是32个代表。我事前要做一些作业，大约圈定一下哪些人可能会签字，哪些人不会签。比如说我偏向于找企业的代表，由于他们对税的问题比较关心。我一开端决心地逃避了当局官员。但实践上有些是我多想了，良多官员都高兴地在议案上签了名。
旧事内存
为什么现行税种开征多以国务院表面公布？
税收根源于公民的私产，由私产转换成国度财富，必需颠末正当的道路。纳税权必需征得公民的同意并制订相干的法令。但我们在平常所看到的税种开征，常常都是以国务院表面公布，有时乃至是由国务院构成机构财务部国度税务总局联签上报国务院公布施行。
目前，在中国的18个税种里，只要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车船税3个税种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其他大局部均以行政律例方式公布。
我国之所以会呈现这类状况，主如果因为1984年和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次受权。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受权国务院变革工商税制和公布试行有关税收据例，第二年，全国人大又受权国务院在经济体系体例变革与对外关闭方面可以制订暂行规则或条例。
当局部分在税收事务上的决议权从某种水平上讲就来自这两个受权，此中1984年的受权于2009年废除。
跟着我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体例的进一步完美，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白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受权立法已显得“不达时宜”。专家遍及以为，过量、不妥、掉范的税收受权立法发生了一定的消沉影响，招致了行政权利的收缩，延缓了财税法治的进程，比方易构成“部分立法”的短处。除在法理上面对的窘境以外，也使得税负程度在多年来一向激发社会各界的热闹谈论。
[义务编纂：水琼]
文章赵冬苓:条例升为法律前只能减税不能加转自：哈尔滨税务代理 www.sjkuaiji.com
